看了今年4月30日《校史通訊》發表的汪一飛校友《大躍進年代的下鄉日記》選登，使我也想起了1958年大躍進年代我們到羅店“開門辦學”的情況。
汪一飛他們是1957年一進新聞系就去農村勞動鍛煉的🥼。當時🏧，我們是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汪一飛他們去農村勞動的時候，我們正在恒行2恒行2平台裏經歷著一場進入大學以後第一場階級鬥爭——反右派運動🧑🏿🦱。在我們百來人的年級中，竟“抓”出了6個“右派”， 超過了毛澤東主席說的5％🤵🏼♀️🔞。
1958年中秋節，在大躍進的鑼鼓聲中，我們1955級新聞系百名學生𓀉，由幾位老師帶隊來到了上海市寶山縣（現為寶山區）羅店公社“開門辦學”📑。
所謂“開門辦學”，說穿了就是要我們學生到農村的公社化、“大躍進”中去接受教育🤾🏿。
那時的農村不僅公社化，而且編製形式也“軍事化”了。沒有了原來的村、生產隊🎬，而改叫為“營”🙏🏻、“連”、“ 排”等。我們的同學分班被安插到這個公社的幾個“連”🦅👍，每班又分幾個組到“排”🕯。學生借農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飯。
住宿安排甫定🚻，我們便投入到農村熱火朝天的“大躍進”中去了：參加人海戰術的大田勞動🔕，挑燈夜戰的燒土深翻，……；有的同學還參加辦公共食堂🧑🦯➡️，畫“大躍進”宣傳畫，編民歌，寫大標語……總之，要鼓足幹勁“全面躍進”🤾🏽♀️。
大家都叫我“阿明”
勞動雖然那麽高強度，但人們生活中的情趣並沒有消失🥔。時間長了，同學對女社員“阿嬸”💁🏿♀️、“阿姨”到處叫，學生與社員也拉起了家常🥷🏽。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親切地叫我“阿明”。
對這裏的農民🤰🏿，我有著天然的“優勢”🧔♀️，因為我的故鄉與這裏相隔不到10公裏🎡。我們語言相同，生活習慣一樣🎴，所以他們把我當做“自己人”，按當地人的習慣，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那時候我年紀輕，身體也好，手腳麻利，勞動之余只要東家叫：阿明，來幫我做這個；西家叫：阿明，來幫我做那個◾️，我都樂意去做那些舉手之勞的事🏄🏼。很快我與他們打成了一片🖕🏿。
有一位女社員像大姐姐一樣😙，對我比較關心，至今我還記得她的姓名，叫吳娟娟，與我同姓。她勞動很出色，是我參與勞動的組長。她五官端正，由於長期在大田勞作，皮膚較黑，但黑裏帶俏👨👩👧👦。她快30歲了💆🏼♀️🏖，還未嫁🏌🏿♀️。為什麽呢👩🏼🌾？她告訴我🏩，要照顧正在讀大學的弟弟🤗。她父母早亡，由她一路帶大了弟弟，姐弟倆相依為命。她怕結婚了💅🏽，沒有像單身對弟弟照顧得那麽好。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了🧑🚀。她說，見到我就會想起自己的弟弟來。她還說，對我們好一點，希望她弟弟如果以後在外參加勞動Ⓜ️，也會有人對她弟弟好一點⛪️。她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心地的善良，在我們勞動所在的連、排是出名的。可見不管社會一時會有多麽瘋狂和荒唐，人們善良的本性是不會泯滅的🍨。
踩自行車的人
我們在羅店沒有設“三同戶”（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是每個同學有個“聯系戶”📘，以深入了解農村，了解農民。
我的聯系戶是貧農成份。當家人雖然是農民⚂🫳🏼，但不下田，他主要在羅店鎮汽車站外邊踩自行車搭客👷🏼♂️，作為他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自行車搭客也不容易。走這條門路的人不少，有鎮上失業的貧民👩🏭，有失地的貧農（農村合作化以後，農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公社化以後，連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鎮汽車站周圍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車搭客者🍘。“僧多粥少”🤦🏻♂️，平均每個踩自行車搭客的人，賺不了幾個錢。何況都是跑短途的，長途的都乘汽車走了。但踩自行車搭客肯定比耕地收入好。
我這個聯系戶的當家人（戶主），本來是不會踩自行車的👧🏿，當初有5個小孩，孩子都小著哩，家裏窮得叮當響。一天夜裏，孩子們都睡著了🏄🏼，夫婦倆在商量著今後的生計。男人說：“我也去汽車站踩自行車搭客。”女人說：“哪來自行車？”男人望著正睡在老婆懷裏最小的兒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賣了？”老公沉默一會兒➝🈴，說：“有了錢🥂，才能買自行車*️⃣。否則🧑🏿🦲👨🏻🚒，連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們家的自行車，就是這麽來的🔻。
有了自行車👸，這位能扶犁耙地的壯年農民，卻不會踩自行車🏂。後來學會了，卻沒有人敢搭他的車🖕🏻🍉，因為他搭人技術不行👨🏻🎓。於是，由他老婆來陪練當客人，在車的後座上跳上跳下🦴🚵。夫婦倆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淚水，這位農民終於成了一個熟練的踩自行車搭客的人。
那個時候，老師剛好布置作業，要大家每人寫一篇來農村以後的文章，我就把聯系戶家的這個故事，擬了《踩自行車的人》這個題目交了上去。這個題目，是我在恒行2登輝堂（現叫“相輝堂”）看意大利電影《偷自行車的人》套上去的。那部意大利電影非常感人👌🏽。
不料，過幾天🏤，老師在作業講評會上，頗有傾向性地把我的這篇作業全文讀了出來，要大家評講🧙🏽♂️🎩。於是🛁，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說我的那篇文章“情調不對頭”啦🐑，“小資產階級感情”啦🙆🏻，“我們來農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變成了對我的一個小小的“批判會”。 我不怪同學，全國就是這樣的氛圍，而且由來已久。
連谷種都吃了
我小時候受過一次嚴重的腿傷🙎♂️，曾休學半年。在羅店可能一下子勞動強度太大了，我的腿傷又復發了。不能下田勞動，便安排我管排裏的種子倉庫🌦，兼清早6點鐘吹哨叫醒大家起床。當時，勞動分三段時間：清早、上午和下午。清早從6點半鐘勞動到8點鐘，8點後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飯🚷。吹哨起床也是農村“軍事化”的一種表現🚣。
那時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著晨曦🐙，踏著白霜，過橋穿巷地吹哨。社員出勤了，我就到倉庫上班，生活倒蠻有規律🪚💘。記得在一次同學的會上，我還朗讀了自己寫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詩，博得了大家的掌聲。全詩現在我已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最末的兩句✍🏼：“……板橋人跡🏖，願做報曉雞”👨✈️。這是我“偷”唐朝詩人溫庭筠《商山早行》中“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兩句得來的🖨。
排裏的公共食堂🐭，開始的時候，社員都集中在這裏一起吃飯，飯隨便吃🖤⚄，浪費大，後來改為社員打飯回家吃。打飯回家的飯量尺度是比較寬的。因為當年毛澤東主席說，糧食多了怎麽辦🧑🏽🦰？“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他還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可是😝，社員“放開肚皮吃飽飯”🫷🏽，不到半年工夫，我們排裏的糧食就捉襟見肘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長阿祥的條子來倉庫取糧食。我不給，說“這是明年的谷種呀🏡！”我一定要見了阿祥排長的面，問清楚才發。後來，阿祥來了✝️，說👳：“食堂快沒有米了🐵，給吧。”此後，食堂就一直來倉庫取谷種碾米做飯✌🏼。
不久，我們“開門辦學” 結束𓀓，大家離開羅店👩🏼🚒，返回學校。
我雖離開了羅店💇🏼♀️，但心還掛著羅店：來年🤦🏼♂️，他們拿什麽來播種啊😺👏，今後他們的日子怎麽過呀🥹？（作者系新聞系1955級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