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已經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全文，全社會紛紛展開解讀，主要的註意力也都集中於“市場”🍅、“決定性作用”和“國安會”等熱門概念上，盡管也有留意到三中全會仍然延續了十八大上首提的“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及其作為“五位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說法🆖，但卻因為這並非本次全會所特別指出的內容而受到一定的忽略🤾🏿♂️。事實上📚，在過去兩年裏🤾，自十八屆一中全會以來，資源環境領域形勢的發展仍然超出了當時的估計✹，尤其是在資源利用的效率提高以及環境汙染的排放控製等兩個方面，實際的進展顯然不大，反過來，隨著“霧霾”等環境問題的加劇，公眾的意見卻越來越大，如果“改革”不能在關切民生的環境問題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那麽“改革”也就失去了其最大的人文關懷本義🏇🏿，因此，隨著改革在各個領域的全面深化🧑🦳，資源環境領域的根本性變革也已經迫在眉睫🎥。
第一，《決定》延續並強化了有關“建設美麗中國”的“生態文明”發展理念，意在確立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形態”地位。
根據筆者跟蹤觀察，在以往的資源環境保護工作上，有兩點是明確的，一則不缺中央的意圖🟧，二則不缺法律法規和政策，最大的症結在於，各級地方政府和各個行政部門是否真正落實中央意圖和認真執行法律法規和政策𓀕，也就是他們是否從內心完全認同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必要性。當然，限於中央與地方/部門在目標和權限上的差異，地方/部門在很多具體事務上的認識上的確無法達到中央的高度，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在事關民生的資源環境保護上，除了必須對具體的管理領域和部門進行改革之外👌🏽，首要的其實正是統一思想，確立可持續發展上的基本“意識形態”地位，為何稱之為“意識形態”呢？原因很簡單，意思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沒得選擇🧑🏻🦱，也沒有任何彈性可言，這也是十八大上創造性地提出“美麗中國”概念的緣由所在💇🏼📎。
筆者曾經向國際同行介紹“美麗中國”是中國向世界表明的一個積極態度💂🏻♂️，即我們不會繼續走“高汙染、高消耗”的老路🐥🧝♀️，我們決心在資源環境領域做一個向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這得到國際同行的極大認同。實際上🦛，“建設美麗中國”之所以是我們在資源環境領域執行的一項“意識形態”，不僅因為它具有對外展示的用意，更旨在對內建立一個發展底線（或生態紅線），任何有違這個底線的發展都不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
如果說，過去兩年裏，各個部門和各級政府仍然在揣摩中央為何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內在意圖，那麽👩🏿🏫🎨，時至今日，這個謎底實際上已經逐步揭開。從最初的環境信息公開，建立環境質量預警系統到“大氣國十條”的頒布🦘🧏🏻，再到環保法修訂，資源環境領域的各項製度和措施不僅更加接地氣👍🏻，而且還步步緊逼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一直到《決定》公布👩🏿🦱，我們可以發現，“建設美麗中國”作為保護資源環境的“意識形態”，已經在中央的部署下基本完成了各項必要的前期動員工作，而《決定》則將在此基礎上推動資源環境保護工作更上一層樓👩🏽🦲🏊♀️。
第二🫷🏼，除了統一思想之外🚶🏻，《決定》在保護資源環境上的新意還體現為以製度提高執行力、以製度破除資源環境領域內的“既得利益”上。
在諸多現實面前，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已經毋庸贅言，但除了直接冠之以“環境”二字的國家環境保護部之外📘，其他部門在保護資源環境上🚴，要麽是“有心無力”🔘⏸，即他們從本部門職責出發，不知如何推動“資源環境的保護”，要麽則是“明知故犯”🚶🏻➡️，即他們覺得資源環境保護與本職工作相沖突，取舍之下不得已犧牲資源環境的質量🗣，這兩條無疑都會陷環保部於“尷尬”境地（《東方早報》7月15日）。結果是長期以來🤓，資源環境保護不僅思想不統一，而且還嚴重地執行不到位🙌🏼，環境保護工作沒有在第一線真正發揮對於不良和低效經濟增長的約束和糾偏功能。如此一來，在不徹底的資源環境保護過程中，實際上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那就是長期依賴資源環境管製漏洞而發財、而升官的既得利益群體👮🏻♀️，這個群體不僅通過規避資源環境管製而獲利🧑🏼⚕️，而且還往往是獲利頗豐後甩身便走，將一個爛攤子留給繼任者或當地老百姓，最後還美名其曰，為當地發展做出貢獻👩🏼🔬。不僅如此，長期以來🌥⏩，資源環境領域內的這個“既得利益”群體還四處遊走，竭力為“先汙染、後治理”這一已經遭到否定的傳統思維辯護，其核心便在於希望繼續遊離於國家的法律法規之外。
由此，《決定》顯然註意到上述兩個問題，並具體地提出了解決方向，一則便是加緊考核機製的調整🩷，不僅要考核現任政府在資源環境保護上的生態政績，而且還對負責人實行離任生態審計，這是前所未有的力度🕤；二則是確立生態紅線製度，建立一個所有政商都不能碰的紅線，其實這也正是民生的底線。有了這兩條𓀘，便為後續的改革掃清了製度上的障礙👨🏼🚀。
第三，《決定》前所未有地提出了“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製”；
據筆者觀察🧦，之所以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是因為歷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從未將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納入其中，盡管具體的改革內容還有待進一步明晰🧖🏻♂️✔️，但其背後的邏輯和未來的方向都是明確的，即要在製度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厘清當下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本源🧖🏼🧛🏻，然後在此基礎上🫷🏼，提高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製的科學性👨🏼🦲。那麽👨🍼，究竟什麽是中國國情下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本源呢？這與環境汙染的製度性根源緊密相關。
一般而言，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中⚅🖇，都認為環境汙染的製度成因是外部性，或者叫“市場失靈”🤼♀️，也就是我們無法通過價格機製本身來配置帶有環境屬性的各種資源和環境要素，故而，才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以公權力來克服“市場失靈”下各主體排放汙染的沖動。事實上🧤，這樣的邏輯不難理解，也容易執行，西方發達國家的環境問題便主要從屬於“市場失靈”的情景👱🏽，從而也在較短的時期內借助於政府之力便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
除此之外，環境汙染問題實則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與“市場失靈”相對應的“政府失靈”或“計劃失靈”，具體而言，表現為政府或計劃製定者偏重於經濟增長，不僅不對“環境汙染”進行合理幹預，而且還長期有計劃地利用資源環境的存量（體現為紅利）來發展經濟🕵🏽♀️，其中的一個表征便是，直到今天🙋🏿，我們所取得的主要環境治理成果都嚴重依賴於諸如“規劃”、“專項”等帶有很強計劃性的政策工具，而實踐證明🧛♀️，所謂的“計劃”都無法真正徹底跟上市場對效率改進的需要，這意味著，資源環境質量在市場化進程中受到了來自“計劃”與“市場”的同構和雙重擠壓，進而加速其下滑。理論上，第二種情況在西方國家也曾出現，但由於他們大多在較早時期便徹底地進行了市場化，到了環境問題盛行的階段，這些國家的政府固然可以在環境汙染上不作為，但他們卻也無法再進行額外的反向幹預👨🏻🌾🫕，因此🤽♂️，在這些國家，環境問題的性質相對較為單一，不存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擠壓現象。此外🥌，在世界其他的轉型國家，譬如前蘇聯🌜、東歐諸國等🕸，由於采取了休克療法，他們也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情況🧒🏿，如果說，在轉型之前，轉型國家環境汙染的主要製度根源是“計劃不當”🧘，那麽在轉型後📼，環境汙染的主要成因便轉變為“市場不當”，值得註意的是，從結果上看起來，轉型後這些國家面臨的環境問題還有所減輕，這似乎說明，在“市場不當”與“計劃不當”兩者間🕵️♂️🙈，後者對資源環境的不利影響甚而還更大一點🧎🏻♀️⛰。
在過去的35年裏💂♂️，中國執行了漸進式改革路徑，是全球唯一一個將“市場”與“計劃”合而為一加以利用的國家🧚🏿♂️，就資源環境領域而言，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承受來自兩方的失靈壓力★，本來🥺，“市場失靈”可以靠政府的幹預加以解決，但現在的情景是政府在保護資源環境過程中也“失靈”了🧑🤝🧑。這意味著，要扭轉資源環境保護不力之處，便首先要清楚地分割我們當下的資源環境問題的不同製度根源，究竟哪些是來自於“市場失靈”，對於這一塊，我們必須強化監管和管製措施（收權）🐕，同時，又有哪些是來自於政府幹預性的“計劃失靈”，對於這一塊，則有必要重新放還給市場（放權），以利於促進資源環境的生產效率，總體而言👨🏻🌾♿️，收權和放權都同樣重要，缺一不可，顯然這也正是下一步改革資源環境保護管理體製的重中之重。
最後，要全面讀懂《決定》對於下一步資源環境保護工作的言下之意，還有必要跳出資源環境領域😸，真正領會“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事實上，從資源環境保護關涉自然、民生和國家安全等領域的發展趨勢來看，未來將越加呈現出與其他各個領域的交叉性🤶🏿。就此，轉變觀念，統一思想，加強管控🙎🏻，提高效率應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建設美麗中國”的重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