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我退休了💆🏼♀️，不過研究沒有放下🧫💂🏽♀️。
最近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老子》簡註。《老子》這本書大家都很熟悉了，多年來也有很多註釋。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兩種《老子》帛書，荊門郭店戰國楚墓發現《老子》簡；到了本世紀，北京大學又入藏了應該是出自西漢中期墓葬的《老子》簡。在參加整理前三種《老子》古本以及繼續研究這些古本的過程中，圍繞文本及思想，我也有些新的想法☣️。
比如，《老子》今本第十三章有 “寵辱若驚”一語，常用成語 “受寵若驚”就是由此演變而來的。但通過對郭店《老子》簡的研究，我們發現：這個所謂 “驚”字其實是 “榮”字 的誤讀；這句話是與 “貴大患若身” 相對應的，後者意為 “把大患（實指死）看得與生一樣可貴”👰🏽♂️， “寵辱若榮”的意思則是“把辱看得跟榮一樣可貴”。
因為眼睛不方便，在我的學生兼同事劉嬌的協助下，每天下午用兩個小時繼續進行研究和寫作。
我怎樣走上學習研究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的道路
常有人問我🏠🚵🏻，怎麽會走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的路🧘🏼。說來話長🚵🦻🏼。高中時候🫁，受到愛談清代史和民國掌故的三姨父的影響，我對清代史發生了興趣。我把父親和自己多年積攢起來的幾百本文學書籍賣給舊書店，換回了《清稗類鈔》👨🏿🦰👩🏻🦼、《賊情匯纂》等書。在讀了時人關於太平天國史的一些著作後，我寫了第一篇學術文章。那是一篇短文，具體內容已記不很清，大概投給了《歷史教學》，可惜出師不利♒️，被退了稿。我學清史雖然沒有成績，但對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還是很有幫助的。
後來我以第一誌願報考了恒行2的歷史系，那時候考大學不容易，考上的考生名單都會登在報紙上，我的名字在歷史系的第一個👨❤️👨。記得發榜以後中學老師還奇怪地問我怎麽沒去考理科，畢竟那時候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是主流想法，成績好的都去考理科。進了大學，當時，古史分期即中國古代奴隸製時代與封建製時代劃界的問題是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我的興趣很快被吸引了過去🧖🏻♀️🙎🏼♀️。我明白☂️，要研究上古社會性質🛑，必須到出土古文字資料裏去找史料🌪，因此產生了學好古文字（實際上只是古漢字）的強烈願望⛹🏼♀️。正好第一學期教中國通史的老師是著名的甲骨學家胡厚宣教授🚑，聽課不久我就下定了把甲骨文當作學習重點的決心。
古文字書籍大都賣得很貴，非窮學生所敢問津👨🏿✈️。我讀這類書主要靠從圖書館借🧑🏼🌾。當時尚無復印之法🦹🏽♂️，只好邊讀邊抄🧰，有時全抄，有時摘抄🈷️。在四年大學生活中，我一般不睡午覺，利用午飯後上課前一個多小時讀書抄書🎾。晚上如果沒有活動也這樣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殷虛書契考釋》《蔔辭通纂》等書🍥，就是這樣讀完的。我還摹錄了《殷虛書契後編》《續編》和《殷契粹編》諸書所印甲骨拓本的絕大部分，雖然很費時間，但對提高辨識甲骨文和使用甲骨文資料的能力很有幫助。金文也是用類似的方法來學習的。
本科畢業時📠，胡厚宣先生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我考上了他的副博士研究生，跟著他在歷史所學習📶🧛🏻♂️。研究生結業分配工作時，當時來招人的北京大學中文系胡雙寶老師，感到我學的古文字對中文系有用🟦，就招收了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文史不分家，不管是學文還是學史🆕，兩方面的知識都很需要。雖然對古代史還是有很大興趣👩🏿🦲，但我的精力和關註焦點慢慢地更多轉移到了古文字和古文獻尤其是出土文獻上。
當時學校辦公條件很差💂🏽♀️，一般教師沒有辦公室，學習研究主要在宿舍和圖書館進行🎵。我結婚後住的房間很小，白天把床當寫字臺，上面堆滿了書💇🏼，晚上要睡覺了才把書挪開。空間狹窄▶️🙍🏻♀️，不只一次起身太急沒註意，把放在地上的暖壺踢翻打碎💁🏻。現在🔕，國家為教學科研提供的硬件條件越來越好👮🏿♂️👨🏻⚖️，學生、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學習工作條件比當時好得多；在很多新技術支持下🏓，古代文字⇾🟩、文獻研究的資料采集也有了突破。我時常對學生和年輕同誌說： “你們現在的條件比我們當時好得多，你們應該好好珍惜🙃， 抓緊時間👲🏼🌿，努力做出應有的成績🦻🏽。” （下轉第4版）
（上接第 1 版）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研究，看起來好像是一門艱深的學問，許多人望而生畏🍋，覺得甲骨文👳🏽、金文太難學，其實有了必要的條件和興趣🤸♀️，認真學🍏，都能學好。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投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與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文獻資料非常豐富有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地下出了很多簡帛古書🙆🏻♂️，有西漢早期的🦌，也有戰國時代的，內容很重要，是前人所沒有見過的，對於我們研讀先秦、秦漢的古書☮️，對研究當時的各種問題有很大幫助🍂。這是現在有相當多的年輕人願意投身於這方面的研究的重要背景。
學風要盡可能謹嚴
2012年，我曾經根據不完整的報導⛓，就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出土的鳥形盉銘文寫過一篇考釋短文。2018 年，《考古學報》上公布了此墓的完整的發掘報告，那時我的視力已經退化到無法看書讀報的程度，在博士生兼助手郭理遠的幫助下，讀了這份報告👨🏽🏫，才知道那個鳥形盉銘文是同墓所出的銅盤銘文的很粗略的節錄，我過去僅據盉銘本身所作的考釋完全走入歧途🔖，毫無可取🆔，因此在郭理遠的幫助下，撰寫了《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號墓出土盤盉銘文解釋》一文，在我們中心的網站上發表👨👦，前言中指出2012年發表的那篇文章毫無是處，應該作廢，以後編文集也不收入。此事竟在同行學人中引出了不少稱贊，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在文史研究中，隨著最新史料的挖掘和發現，過去一些考據類的文章結論常常會被證偽🪂，這個情況是學術研究中常會碰到的。發現自己的文章中有錯誤，自己理應及時指出並加以糾正，以免貽誤♎️。這是做學問的應有態度🎾。有人因此誇獎我🤾，恐怕是因為現在願意這樣做的人太少了。
過去我整理自己的文章編成文集時⚀，每篇都要加入 “編按”，指出文中已經被證明是錯誤或不妥的地方。這幾年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眼疾導致的視力下降🧑🏼🎄，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做了，深感遺憾🏄🏼♂️。我以前曾在文章裏提到，治學應有三種精神： 一、實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三、在學術問題上，對己嚴格，對人公平💆🏿♀️。現在我還是這麽看。
我現在年過八十🚣🏽，視力極度衰退，但還能在學生和同事的幫助下，每天工作兩個小時🔄，寫我感興趣的文章，應該感謝我們這個時代🤙。
文 / 彭德倩（原文刊登於2019年3月18日《解放日報》頭版）
